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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中国经济大变革可能迎来的九个大变面

  [2017-01-18 16:27:33] 

一场事关中国经济的大变革马上来了!

1949年以来首次!四部委放大招!

1月12日,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赵辰昕表示,近期印发的多个涉及到生态文明指标的考核。在对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党政领导考核中,有关环境、能源资源的权重,远远超过了GDP。

这是1949年以来首次!

该考核是发改委联合统计局、环保部、中组部等部门,制定的《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和《生态文明建设考核目标体系》。这将使得各地发展成果的考核,出现导向性的变化。

国家统计局原司长黄朗辉指出,这是中国发展方式的重大变化,近期雾霾加重,社会反响较大,反映出目前环境污染加重已经影响到人身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问题。社会已经有了共识,即单纯为了追求经济增长而导致环境质量下降,这样的增长没有任何意义。

中国经济将迎重大变革!2014-2015年货币大放水,刺激房地产的政策频出,2016年以房地产和重化工业为代表的旧经济全面死灰复燃。

与旧经济全面复辟相对应的是,房价暴涨,实体经济成本大幅上升,杠杆率上升,金融风险加大,雾霾加剧,经济转型倒退。代价沉重,引人反思,以刺激房地产来稳增长是发展观出了问题,因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建立长效机制、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

中央已明确了方向,加之中国经济增长的指向标已经向绿色发展指标偏移,意味着中国经济将迎重大变革!过去,土地财政是地方政府财政的核心。在地方政府“GDP锦标赛”激励下,地王频出,房价暴涨。

客观上来说,土地财政在调动地方积极性、推动经济增长、完善城市公共基础设施方面的积极作用。地方政府通过低成本征收农业用地,低价格转让工业用地,高价格出让商、住用地,一方面刺激投资,另一方面获得高额土地出现让金弥补财政缺口。巨额的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征地和拆迁补偿、土地开发、城市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内生逻辑。

不过也带来了问题,推高房价,形成资产泡沫;增加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地方政府一方面运用计划经济的方式低价购地,另一方面利用市场经济方式高价供地,形成“地价剪刀差”,提供了“寻租”空间;地价房价大涨扩大收入差距;抬高实体经济成本,开工厂不如炒房子诱发产业空心化风险。

这个大危机一旦到来,中国人手里的财富危险了?

说起委内瑞拉的悲剧 ,相信各位早有所耳闻。这个曾经富到流油的国家,因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全面饥饿”的民众已经失去了理智。政府规定全国人民每天只上四天班、让女性朋友洗完头不要用吹风机,只为了节省电力开支,现在他们甚至没钱支付自己印钞的费用。

而蚕食整个国家命运的,正是他们自己。

悲剧的根源,很大程度是因为委内瑞拉过度依靠石油资源。天真的委国国民自以为东西都靠石油换来,什么都不用做,就有吃有穿又有住,有花不完的钱,泡不完的妞。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从委内瑞拉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影子。委内瑞拉的现在,有可能也会变成我们的将来,细思极恐。如果说造成委国灾难的一切都源于石油,那么中国现在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便是房地产,此患不除,后果难以想象。

房地产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影响的将是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其中最直观的,也是最痛心的问题之一,便是圈地造房对土地资源的影响,而土地资源则关系到最实在的农业开发。地区政府为了当地的GDP,支持房地产企业大量的圈地,当土地都用于建造楼房时,必然导致农业用地空间被极度压缩。

如果说宏观数据还让你感受不到真切的严峻形势的话,不妨看看我们居住的城市所遭受的影响。曾经的天府之国“成都”有着鱼米之乡的美称,但从前的富庶已经不复存在。

取而代之的是各种空置的别墅和高楼,现在的成都,已经成了缺粮的重灾区。2007年,四川地区的粮食缺口就已经达到499万吨。直到现在,也还在依靠外省的救济。

中国仍有许多吃瓜群众自认国家现在国富民安,有吃不完的粮食。于是现在,70后的人不愿种地,80后的人不会种地,90后的人不提种地。

就连现在农村,很多人都不会再种地储粮,他们宁愿把孩子变成留守儿童,也要到城里打工赚钱。甚至有的也像城里人一样,幻想着以后能在大城市买房,即使举债贷款。于是现在农田荒废,有的村民利用耕地盖楼修房,眼巴巴盼着政府征招土地,一夜暴富。

对于中国,影响中国实体经济的,更大的因素也是土地。曹德旺表示地产吸收了太多劳动力,导致制造业工人工资不断上涨。宗庆后认为工业用地价格太贵。任正非认为炒房子会导致投机。

土地是所有地方政府都控制的生产资料,都在挖地三尺的利用土地。结果导致制造业成本大涨,居民贫富差距拉大,消费潜力大降,土地就是中国的鸦片。

对比中国,当前房地产行业正在逐渐具备这样的特征。我们真的不希望手里的人民币变成委内瑞拉一样不值钱的货币,真的不希望从中产阶级变成街上抢粮的乱民,真的不希望毁在房子上。

2016年全国地产销量比2013年增长了30%,这一结果与人口关系不大,是纯粹的货币现象。好在,如今四部委联合发话了。未来,这一现象有望改善。2017年也将是伟大而又转折的一年,而中国经济,正走在时代最前端!

中国经济正面临9个超级大变脸。

变脸一:“超高速增长时代”结束

  在过去30多年中,中国经济总体是呈周期性波动。在周期性波动中,一般说经济下滑到底部后还会反弹到原来的高度,但这次不一样,不仅有周期性的波动,且经济增速在换挡

  这意味着经济下来后不一定能反弹到原来高度。回顾历史不难发现,中国经济在2010年第一季度GDP增速达到了一个阶段性峰值:12.1%;此后开始下行,一直下滑到2014年的7.4%,2015年第一二季度,进一步下降到7.0%。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持续下滑了5年时间,GDP增速下降幅度约40%。

  从宏观经济来看,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增长都是总量放缓的过程。今年三季度GDP增幅达到6.9%,创十年来新低,未来五年还会继续不断创出新低。也就是说,高速增长的时代结束了,经济进入新的增长阶段。

  从需求方面看,由于家庭收入占GDP比重较低,这就要求中国必须在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住房方面保持异常高的投资率,才能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然而这两个领域快速增长的时期已经终结,从而拖累了经济的增长。

变脸二:“三驾马车”让位于“三大发动机”

  长期以来,很多人根据宏观经济学特别是凯恩斯理论的基本原理,将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反复在增加出口和扩大内需上做文章。

  其实,“三驾马车”只是GDP的三大组成部分,只是应对宏观经济波动的需求边短期动力,只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原因,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向新常态过渡的关键时期,寻找经济发展的新动力(310328,基金吧)是向新常态过渡的关键,如何找准新动力又是寻找新动力的关键。找准新动力不能想当然拍脑袋,或仅根据经验进行判断,还要将找新动力建立在坚实的理论分析基础上。

变脸三:移动互联网颠覆传统领域

  在传统的商业观里,只要在繁华地带有个场地,随便开个衣服店,书店,也许你就能造就一个伟大的企业,就像书店一样,靠关系和地域优势,打造了一个辉煌的企业。

  传统企业垄断着地域优势,就垄断着产业链上的供应商,对供应商来说,我的渠道销量最大,你不和我合作,你就损失很多用户,对于用户来说,卖书的就在最繁华的地段,有很大的位置优势,没有其他竞争对手,所以只有去特定地段购买。

  但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这种地域优势将越来越弱化,随着智能手机出货量的倍增,移动端购物将成为主流,手机就像一个入口,通过这个入口用户不用花费高额的外出成本和时间,就可以完成购物需求。

  中国社会的消费人群年龄正在发生转变,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的消费人群年龄主要是50后,60后,70后,这群人受教育,文化,经济科技的发展影响,消费观念和需求是比较弱的。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信息科技的快速发展,和时间的推移,曾经的消费人群逐渐老龄化,而80后,90后,00后正处于消费的增长期,一方面要得益于当今中国教育的发展和普及,使得这三代人的教育水平普遍比较高,同时得益于信息科技的发展,使得这三代人对信息的获取更加便利。

  所以说,传统企业要么顺应时代进行自我颠覆,要么就是下一个“诺基亚”。

变脸四:城镇主导社会

  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在拉动经济快速增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城镇化是中国的最大潜力,主要是指城镇化所蕴含的巨大内需潜力。这个潜力的释放主要在于人口城镇化,在于人口集聚效应而带来的服务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中国的城镇化有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优势,就在于虽然开始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但是城镇化率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尤其是人口城镇化的发展空间巨大。

  虽然目前还有一部分城镇人口属于没有解决户口的“半城镇化”,但其实际居住地、工作地、生活方式等已基本城镇化。

  而且,随着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改善,随着城乡经济交流的日益频繁,许多农村特别是郊区农村和交通沿线农村已基本城镇化了,即大致享有与城市居民接近的城市文明。

  随着内外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未来5-10年,中国的新型城镇化面临重大机遇、拥有巨大潜力,并将在推动经济社会转型发展中扮演重要的历史性角色。

变脸五:“高成本时代”悄然到来

  2008年的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影响深刻,影响长远。那是中国经济,也是世界经济的转折点。在对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带来始料不及的同时,也使中国经济转型的步伐加快。

  “低成本优势”一直是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的有力武器,但在不经意间中国经济已进入“高成本时代”。

  第一,劳动力成本提高了。2008年至去年,广东省一类城市(广州)的最低工资标准从860元/月提升至1895元/月,上涨幅度达1.2倍。而东莞、佛山等二类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也从770元/月逐年上调到1510元/月。

  第二,企业的社会成本提高了。企业作为社会公民、“企业公民”,它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承担越来越多的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公共服务等社会责任,要付更多的社会成本。

  第三,原材料成本提高了。中国是资源比较贫瘠的国家,如果按人均算起来,好多指标都在世界各国100位以后,不比日本好不了哪去。

  “地大物博”的中国经过30年高增长,猛然一看,我们所赖以维系经济增长的廉价原材料、能源几乎消耗殆尽,资源该采的采光了,该用的全用光了。

  举个例子,辽宁是产煤大省,煤都抚顺、煤铁之城本溪、煤电之城阜新,但现在辽宁是严重缺煤的省份,已经缺口70%多了。

  第四,企业的环境成本提高。原来没有环保法的时候,企业随便排放,没有多少约束。而且过去招商引资门槛比较低,按照“欧标”、“美标”不能生产的项目,我们可以引进来生产。现在不行了,小作坊、小矿山、小煤窑,再随便排放不行了。

  第五,土地成本提高了。土地成本不断提升,成为中国经济高成本时代的典型表现。一是土地是稀缺资源,越用越少,既然少,那就肯定“贵”,因为资源的稀缺程度决定其价格;二是国家对土地“管”得越来越严,不容易获取的资源,价格自然就会提高,成本自然就会提升。

变脸六:服务经济超过工业经济

  工业经济进入到后期了,接下来是什么经济?清华大学博士后付立春认为,根本的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服务经济。

  服务经济的定义有两个。一个是服务部门在工业化经济中的作用不断增长;另一个也可以是产品提供中服务的相对重要性,被称为产品的服务化。经济学中老的产品与服务的二分法,已经升级为服务——产品统一体。

  前一种定义当然可以用服务业,或者说第三产业,在整体经济产出中的比重来衡量。

  虽然从总量来看,今年三季度我国第三产业占当季GDP比例为44%,仍然不到一半;不过,第三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和拉动在同期已经达到58.9%,6.9%的GDP增速中4.1%是由服务业拉动的。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从2010年四季度的不足4成,上升到如今的接近6成。从宏观角度不难看出,服务经济已经日益成为发展的大方向。

  后一种定义的服务经济也在中国大地如火如荼地发展着。“互联网 ”的国家战略正是产业服务化的最好例子。因为互联网、TMT本身就是服务业。

变脸七:区域融合渐成潮流

  虽然行政区划限制、画地为牢、地方保护主义等区域分割现象仍然存在,有的地方还很突出,但区域融合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势渐成潮流。新一届中央领导正在着力推动的“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就是明证。

  此外还有黑龙江的哈大齐经济区、吉林的长吉图经济区、辽宁的沈阳经济圈和“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环渤海地区、河北的环首都绿色经济圈、山西的太原城市群、山东的半岛城市群和黄河三角洲、长三角、安徽的皖江经济带、浙江的环杭州湾经济区、福建和浙江的海西经济区、江西的昌九经济走廊、广东的珠三角、广西的北部湾经济区、湖南的长株潭城市群、湖北的武汉城市圈、河南的中原经济带、新疆的乌昌一体化等。

  这些区域之间的产业合作和产业转移越来越多,人口的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环境治理的联防联控也越来越多,交通通讯的联接也越来越加强。

变脸八:“人才红利”正逐步取代“人口红利”

  经济增长与一个国家的劳动人口增长密切相关,过去几十年里,中国的关键比较优势之一就是廉价劳动力,众多的研究者都认为人口红利在中国过去几十年的超常增长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内涵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由过去粗放式的增长转向集约式的增长。在理顺农民工落户城市的道路后,政府在培训技术配套上也要大量投入,工作效率的提升也将是未来红利释放的重要突破点。

  无数的例子证明,人到了城市就会变得聪明,善于学习,并不断增加对自身的人力资本投入,这会大幅提升有效劳动时间和劳动生产率。

  根据教育部预计,到2020年时中国新增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将从目前的12.4年提高至13.5年,而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则从9.5年提高至11.2年。

  假设教育回报率回落至相对保守的6%,那么,教育水平提升带来的劳动效率提高将导致中国的劳动投入在原来的基础上再平均每年增长1%。

变脸九:绿色低碳发展日益强化

  改革开放前期,我们将主要精力放在促进经济增长上,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二十多年后,资源环境的约束不断加大,故自“十一五”开始我们将资源环境指标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规划。

  环境保护也将在各种压力形成的夹缝中前行,艰巨性前所未有。因此,为了让环境保护不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必须建立科学、稳妥的发展战略。”

  根据2015年国务院发布《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方案》指出,到2020年,中国将基本实现环境质量和重点污染源监测全覆盖。环保部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经建成超过1400个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点,338个地级城市可实时发布空气污染物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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