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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白尼式革命——高王凌反行为理论初探,之一

  [2014-04-03 11:46:19] 

“反行为”,是高王凌先生的一大发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不是“洋片汤”,那些奉行“爬行主义”,丧失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的学人,断然没有这样胆量。

一个社会的政治运作,哪怕是特别“独裁”和“专制”的社会,也不可能仅仅是“官人”的事情,这里面的道理,其实,很是浅易,无须多言。但在历史研究中,很长时间里,学人以为呆在档案馆里,就可以看到一手的材料,只要把主事者的脉络和思路捋顺了,不难了解和把握大概。

 其实,政治运作,哪里是“纸上谈兵”,现实生活中的官人,即使百分之百传达朝廷的旨意,也会有一个中央的政策与地方的具体情形相结合的问题。结合的挺顺利,倒也皆大欢喜,要是结合的不好,就需要磨合,要是根本结合不进去,怎么办?

这里面,就有一个“双主体”的问题,一个是发号施令的“朝廷”,一个是最终承受后果的“草民”。朝廷的政策好不好,草民说了不算,但,草民却是感同身受。历史上,留下的多是上面的史料,而下面的感受,却忽略了。自然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这里不去展开。

问题是,一来二去,史家在研究当代史的时候,比方人民公社、大跃进,这些一代中国人的“当身史”时,也很少想到:问一问,这些依然健在的经历者,他们是怎么过来的?怎么活过来的?或者换句话说:他们是怎么没被饿死?

反行为,正出自高王凌先生的一念。中国农民,没有奋起反抗“暴政”和“虐政”,但是,他们要过活,为了“生存权”,怎么也要想些办法。对此,高王凌先生,有着深刻的体认。 

什么叫“接地气”?高先生《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和《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19501980)》两书,就可以看到中国农民真实的生活,生活的无奈,命运的艰辛,高先生书中,有着淋漓尽致的书写。

并不是说,高先生描写的例子,有多多,通过揭示农民的“反行为”,可以窥见,高先生与农民那种息息相通,他懂得农民的心情。《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19501980)》是一部大书,与费孝通先生那部经典——《江村经济》相较,无疑,更加深刻有力。

毛润之,一辈子,以群众的领袖而自豪,“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直到现在,史家眼中,依然不见群众。要是他们能以群众为重,何至于连1959——1961年,到底多少群众非正常死亡,都弄不清楚!可见,群众依然是沉默的大多数,那些年代非正常死亡的群众,情绪依然稳定!

中国不是铁板一块,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超大地域共同体,传大领袖最新指示精神,可以做到不过夜,但是,上面和下面,中央和地方之间,容易产生政治的“拉锯”与“博弈”。

有一件事情,特别耐人寻味。阅读高先生著作,经过高先生点拨,思路更为清晰有力。这里暂且不论毛润之是神还是魔,只是指出这件蹊跷的事体。要说毛润之何其英明伟大,19591961年,和平年代,为什么那么多老百姓非正常死亡?要说党多么光荣正确,老百姓为什么要和上面玩猫腻?

要说毛润之多么独裁和专制?河北张家口地委书记胡开明,宁可丢掉乌纱帽,也要解民之倒悬,拼命上书毛润之,有人问他,答曰:人命关天。

胡开明做过河北副省长,却有着很深的人道情怀。胡开明这么做,弄得毛润之很不高兴,在北戴河开会时,毛润之专门批判胡开明,称之为——「胡」开明。

胡开明,差一点就做到巡抚位置的官员,顶着压力,拂逆毛润之,那是很需要胆量的,后来,不就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吗?被誉为“河北的彭德怀”。老鬼饱蘸笔墨,写出《人民至上》,被老辈李锐改名为——《一个真正开明的人》,唉,在大陆就是出版不了,还是胡开明的秘书刘先生,资助在香港出版。据说,第二天,海关就接到命令,不许该书带进大陆。

据说,中国虽然没有成为宪政国家,比起毛润之阶段,依然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历史确实在进步,但是,也很不平衡啊!

现在,胡开明这样“抗上”的大官,还真是凤毛麟角。

笔者要说的是,胡开明这样的作为,是否属于“反行为”?中央—省—地区—县—公社—村,这是毛润之时代,行政权力传道的层级。通过胡开明的个案,毛润之时代,既有丧尽天良的封疆大吏,也有开仓放粮的好官,大多数,也许处于中间状态。

假如胡开明的举措,属于一种“反行为”,那么,反行为的适用范围,也许更为扩展,真正称得上,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反行为,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反行为,也不见得,就是弱者的武器。胡开明就是一例。再举一例。例子实在是妙,当一回文抄公:

1958大跃进,1959年进入困难时期,1960年饿死人。

有一个村子,是个生产大队,开始饿死人,而仓库里是满满的粮食。人们商量要抢粮,有人喊道:“那是咱们生产的粮食!”支部书记知道后对大家说:“我是支部书记,村里饿死人了,是我的责任。大家要抢仓库的粮食,不要抢,一抢就乱了,有的到手了,有的没到手。听我的,我决定开仓济贫,救命要紧。这责任由我一个人负。如果我被枪毙,希望乡亲们照顾我的老小……”然后他就打开仓库,按人口分粮。

这位村支书,开仓放粮后,到县委自首。一时言人人殊,还是持重的书记拍板:不杀,但要重判,判了十九年。村支书服刑期间,家中老母和老婆孩子、儿子享受烈士待遇,支部书记本人每年空拿一个最高工分。文革红卫兵造反,这条规定没有改变。挨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新市委做出平反决定。村民们知道支部书记要回来了,敲锣打鼓,跑出十多里地欢迎。村里搭了戏台,唱大戏,梆子腔,从《武家坡》到《大登殿》,全本戏文,台上人唱,台下人哭。

这一生动的故事,出自林鹏先生的《回想集》。这位支部书记的作为,自然属于反行为。好奇的是,这则故事里面,不止一个反行为,而是成本大套。一位劳改犯家属,居然享受烈属待遇。这里面隐藏的信息,实在是拍案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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